《都挺好》的余温尚未散去，近日，又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这部由HBO与台湾公视等联合出品的《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首播便以9.5的高分，刷新了豆瓣有史以来华语电视剧的开画最佳评分。截稿之前，豆瓣评分始终维持在9.4分。
这部剧有如此的高评价，与它所探讨的深刻社会议题存在必然联系。它受欢迎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是题材严肃，立意犀利有力量；其二是人物吸睛，心理层面剖析与社会矛盾展现相辅相成，引发共鸣。
社会、大众、舆论，谁才是作恶之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下文简称《与恶》）主要讲述了由一场无差别杀人事件所延伸出的几个不同家庭的故事。剧情一开篇便是两年后，案件凶手李晓明拒绝接受精神病鉴定的新闻画面输入，紧接着律师王赦踏着阶梯而下，他才刚刚走到法院门口，一大批媒体便蜂拥而上。所有的提问在这一刻全退为画外音，镜头由此切入新闻台播送新闻的过场，新闻主播在此后为观众带来了王赦在法院门口被抗议民众大骂人渣，进而被泼粪的消息。
干净又辛辣的开头过后，立马接连了网络上风起云涌的评论，短短2分钟，《与恶》便将法律与媒体、舆论与民主的关系体现斐然。如《大卫·戈尔的一生》探讨的法律与人性的矛盾，又如《夜行者》所展现媒体人的真实写照。《与恶》一开始，便将舆论集中体现。而关于大众与舆论的关系，除了在每集集标出现之前的网络评论中体现之外，该剧更甚的是将女主角宋乔安塑造成一个舆论制造者——品味新闻台的副总监。一出场，人未现身，便有劈头盖脸大骂下属“草莓族”的声音传来，再对比导播间羊水破了还依旧在工作的阿玲，宋乔安颇有些《三块广告牌》里科恩嫂的架势。
除了法律、媒体、舆论之外，剧中还展现了体制与人权，主要体现在宋乔安与王赦这两个角色上。宋乔安的儿子在两年前被凶手李晓明杀害，使之性格变得冷酷易怒。前有职场为难同事，后有她与丈夫刘昭国关系的分崩离析。两人在剧中争论受害者家属是否受罚与真相的关系，究竟是体制所为还是人心难测，引发戏外舆论无数。而同样引发舆论的是王赦在剧中一直“执拗”地为凶手李晓明争取人权的情节，纵观前6集，令慕子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便是他醉酒后对家人掏心掏肺的一段独白。在第6集中，至今仍被网友热议的独白——“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
可以说，该剧所抛出的每一个观点，大到“杀人犯的人权”或在第7集播出的“媒体的自律”，小到“真假新闻”的过渡情节，每一个论点，都犀利而有力量，刻画出当前社会大众与舆论关系的复杂与不可分割。
而我们如今的社会环境也有相似的一面。抖音、微信、微博，早就成为了我们获取外界信息的工具。在今年3月15日，我国的一名女游客在巴厘岛Nusa Lembongan 海岸边拍照时，被身后袭来的巨浪打下海。女游客的所幸被救，无法避免抖音网红自拍照的背后，有数百万的青年为之丧生的数据。他们每一次豁出命的直播，只为获取大众的点赞和关注，当追求猎奇的围观文化超过某种“度”，为一再发生悲剧的“直播主播”们留下了隐患。
而在这部剧中，受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辩护律师和无数的网民们，都被主创们设定为案件的“参与者”，这种极致的现实隐喻成为该剧现实质感的底色。
从每个人的“恶”里提炼社会属性
此剧由林君阳导演，吕时媛编剧。后者以细腻、扎实的手法著称，前有同性电影《谁先爱上他的》广受好评，后有《我们与恶的距离》被广泛谈论。人们所谈论的其一是剧情，其二，便是对剧中角色的争议。
剧中人物，无一不“病态”。前文所指，除了王赦的“执拗”、宋乔安的“冷酷”，他们的争议，皆有心理动机。而为了更合理地铺成“思觉失调症”，吕时媛以非常极致的角度展现了四种截然不同的家庭关系：
受害人妈妈宋乔安—丈夫—儿子（被杀害）—女儿
凶手妹妹李晓文—爸爸—妈妈—杀人凶手李晓明
辩护律师王赦—怀孕妻子—岳父—岳母
应思悦—应思聪—爸爸—后妈
她不仅搭建了凶手妹妹、受害人妈妈、杀人犯辩护律师这层关系，还让改名后的李晓文成为了宋乔安的下属，并让她与同样羁患“思觉失调症”的应思聪之姐姐应思悦产生了租赁关系。“病态”的心理动机剖析能丰富人物层次的肌理，更能表达强烈的社会矛盾，才是引发观众产生共鸣的根因。
第6集《枪响之后》为该剧人物矛盾展现最集中、社会功能体现最强烈的一集。王赦的醉酒独白深入人心、李大芝不得以直播哥哥被枪决，小情节中，人物的“无奈感”代表的是当下“不甘族群”追求自由与公平的体现。而大冲突里，展现对峙的力量在戏中表现为受害者家属与杀人犯家属的有声对抗——“我哥是杀人犯，难道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吗？”“那我儿子呢？我儿子，难道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吗？”这样的对白，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对照于现实，代表的是同一事件两个相悖的对立面，无法避免的对抗。
该剧毫无保留地展现“恶”，还能因此引发观众共鸣，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缺陷，也都有恶和善的两面。这种以“恶”为主题的作品，一般来说都属于小众作品，尤其是在国内，和我国的主流审美和审查习惯都并“兼容”。
“真实”的力量
《与恶》取材于台湾的“小灯泡”案件，于2016年2月28日，台北某街头，小灯泡坐在脚踏车后座上，由妈妈带回家。就在脚踏车卡住之际，一个手持菜刀的男人突然冲了上来，将“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与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是，“小灯泡”的妈妈却反对了凶手的死刑，作为案件直接而且最严重的受害者，她的如此宽容，令我们瞠目结舌。而剧中王赦律师的原型便是替杀害“小灯泡”的凶手做辩护的黄致豪律师。
这个震撼又真实的原型，一经改编，肯定是震慑人心的。剧本在创作完之后才有金主的介入，也是它保质的原因。去年的高分日剧《非自然死亡》中三澄医生在面对杀害了26人的犯罪者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不用知道犯人的心情，也没有必要理解你，我们对于不幸的身世不感兴趣。”在当时，这句对白，圈粉无数。
时隔不到一年，《与恶》就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它所探讨的犯罪成本，法律与媒体、法制与人权，舆论与民主及由此延伸的婚姻与两性，家庭与教育，都极具深度。它的英文译名为《The World Between Us》——《我们与世界的距离》，这个名字或许更为客观，因为剧中不光展现的善、恶多面性，还有着启迪市场的力量。
在我们现实中，也有很多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前有白银案为原型的小说问世，后有《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大电影收获高票房。每一部投放于市场的作品，都有现实依托。去年，《我不是药神》便以豆瓣9.0的高口碑、超31亿高票房的双高成绩带我们走进现实中陆勇的故事。
在真实的故事里，真实的人物，人性的闪光点总是值得被尊重与铭记的。也正因为“真”，艺术创作在取材的同时，本就有了无数舆论的素材。一是因为主创们在取材时，就自带观众提前度；二来，观众们的观点和情绪反馈，也能为创作提供更深、更别致的思维碰撞。三来，观众对于影视故事的“真实感”一直有着较高的需求，所以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剧更合适成为正向价值观的载体。
《与恶》最大的艺术价值，是探讨了“公民与社会”的关系，让每一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社会属性，共感体验极高，是近年来现实主义作品里，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