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盛传了多日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张艺谋新作《一秒钟》，正式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经过传言的铺垫，看到这条新闻，并不再有太大的惊喜感。只是，仔细想想：
胶片情怀、现实主义、文化寻根，这些标签和柏林电影节放在一起，却也难免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30年后，那个纯粹的张艺谋，准备回来了。
这一切，都要从他和柏林电影节的故事讲起。
1
1988年2月，西柏林。
为前来参加电影节的同胞担任翻译的德国华侨李定一，此时正焦虑得满头大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奖项刚刚公布，他却到处找不到《红高粱》剧组。
导演张艺谋晚上11点才回到酒店，他一脸抱歉地跟李定一道歉，“第一次参加，完全不知道规矩，跟着一群中国留学生，就到东柏林游玩去了…”
见到张艺谋，李定一长出一口气，焦急的神情中透着掩盖不住的兴奋，“出大事儿了，（现在）不能说，回房再说。”
还没到房间，电梯里看四周无人，他还是按捺不住激动，“我在柏林电影节做翻译十几年，虽然有无数中国电影来参加过电影节，但获奖，这可是第一次呀。”
23号，《红高粱》正式得到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熊奖。
颁奖台上的张艺谋，兴奋得仿佛被同年代的摇滚明星附体一般。
就在领奖的前一天晚上，“完全不知道规矩”的张艺谋还在到处跟人借西服。
柏林的留学生们东拼西凑，蓝西装、黑裤子、白衬衣、红领带。几乎没穿过西装的张艺谋，就这么带着点怯意，上了台。
在任何一个“第一次”上，人的表现都是最真实的。手握金熊的张艺谋在台上笑开了花，信口说出的，都是内心最渴望的期盼：
“你们给我这个奖，意味着我和我的伙伴们，可以拍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电影。”
那年的张艺谋，38岁。与同样38岁的柏林电影节，同龄。
其貌不扬的他，就如普通人一般，紧张、拘束，成功后，也会放松地像个孩子。
一切都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2
由结果往回推看，《红高粱》的入选，本就带着不小的运气成分。
1987年11月，次年初柏林电影节的报名工作便已展开。中影公司决定推选《孩子王》和《选美记》参加。
到12月22日，电影节主席哈德尔致电电影局与中影公司，通知《孩子王》正式入选了主竞赛单元。
就在这时，戛纳也向陈凯歌递上橄榄枝，邀请《孩子王》前往参赛。一番紧急的商议，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推荐了张艺谋刚刚完成的处女作《红高粱》。
张艺谋不想错过去柏林的机会，他玩了命似的加班加点，4天后的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日，此前声画尚未统一的《红高粱》加急赶制出了第一个拷贝。
体制内一路绿灯，最终，《红高粱》赶上了1987年北京飞往西柏林的最后一班飞机。
圣诞节假期后，得知更换影片的哈德尔非常生气，他对这部替代者一无所知，包括导演张艺谋。
可很快，不情愿地看过拷贝后，哈德尔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
他兴奋地对电影节的中国选片人余玉熙说，“这就是柏林电影节要的片子！”
国际上获奖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在全民看美术展、谈论哲学诗歌摇滚乐的80年代，有了金熊在手的《红高粱》，妥妥的潜在爆款。
张艺谋也感受到了这奖项背后，正浓烈聚集的强大气场，“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电影4月正式公映，人们争相去感受那从未见过的，夹杂了亢奋、炙热与悲壮的火红影像。两毛五的票价，一度被炒到10块钱一张。
它与80年代，是那样地形神契合。每一个走出影院的观众，都仿佛醉了酒似的被点燃。少数人干脆在空旷的街头唱起歌：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
《红高粱》结尾，响起高亢的唢呐曲和铿锵的鼓点。
那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交欢时的音乐，也是张艺谋走向创作高峰的序曲。
3
张艺谋这个名字，再与柏林电影节主竞赛产生联系，已经是12年后的千禧年。
这12年间，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开启了大门，国产电影开始与好莱坞大片正面对抗。
张艺谋也正经历着创作上的分水岭：
94年之前，他几乎拍一部中一部，在国际上，拿奖拿到手软；
95年之后，巩俐的离去，以及更多商业考量后的平衡，让他在各种题材中间来回游走，寻找方向。
2000年，第50届柏林电影节，《我的父亲母亲》获得银熊奖评审团大奖。
初出茅庐的章子怡，与张艺谋一同站在领奖台上。
而宣读《我的父亲母亲》获奖的，正是当届的评委之一，巩俐。
这样颇有戏剧性的同台，心中到底是何感受，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在颁奖过程中，巩俐的确已经难掩心中的急迫与激动——在颁出最佳导演的环节上，巩俐抢先念出了得到评审团大奖的张艺谋。
彼时，一脸青涩的章子怡，面对话筒说着，“拍电影很有意思，我沾了张艺谋导演的光。”
私底下，这个21岁的新人演员也不忘爆料，“可能是因为他得奖太多的缘故吧，导演告诉我们拿了‘评审团大奖’的时候，我们都说太好了太好了！导演自己却说，还能怎么样呢，这很正常。”
见惯了大场面的张艺谋，的确不再如《红高粱》时那般外放了。
在时代的大潮面前，50岁的他，开始试着压住自己的欲望，向着市场逐步倾斜。
新的世纪来到，中国电影，需要他担起责任，扛在肩上向前走。
于是，又一个10年过去。
第三次站在柏林主竞赛的场地中央，60岁的张艺谋，遇见60岁的柏林熊。
2010年，《三枪拍案惊奇》入围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与此同时，22年后的2月15日，《红高粱》也同张艺谋一起，“回家”看看。
之选择《红高粱》进入柏林电影节60周年回顾展，负责人大卫·汤姆森说，是因为“这是部非常棒的片子，当年它在柏林上演时效果好极了，就像忽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对此，张艺谋也说，“我觉得像回家一样，电影让我们成了一家人。”
4
电影学者戴锦华评价张艺谋背后的意义：
“通过张艺谋和他的电影，西方指认着中国，指认着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现实，指认着中国电影。”
他相继在90年代，与21世纪的头十年，完成了代表中国文化，以及带动中国市场的两大任务。
张艺谋之于中国电影，方方面面，不言而喻。
不过，进入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时代开始盘算并酝酿着下一次剧变。
2012年，《泰囧》第一个迈过10亿，吴思远适时地总结，“大导演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新人的天下。”
而张艺谋，或许也在几年前便已明白：是时候放下对票房和市场的执念，回归本心了。
1月17日，电影《一秒钟》正式宣布：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这将是张艺谋的第四次柏林主竞赛之旅。
与乐视合约到期之后，张艺谋的归属一直是个谜。《一秒钟》的诞生也宣告了张艺谋与欢喜传媒的结缘，他也成为欢喜麾下又一位大导演。与欢喜的合作，是张艺谋导演生涯中一次极具创新性的尝试。《一秒钟》正是这次尝试的肇始。
30年前，火红的高粱旁，是姜文魁梧伟岸的背影。38岁的张艺谋，极致的影像背后，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力。
30年后，大西北的无人荒漠，他一步一脚印地走着。68岁的张艺谋，内心平静，怀念的，是一贫如洗的年纪，对光影胶片的一往情深。
“这是我想了很多年的故事，也是我的青春记忆，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电影的故事，关于胶片的故事。我们知道胶片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它是我的一种缅怀，是我的一种情怀。”
改革开放前，看电影的确是国人的一大精神食粮，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精神享受。
在没有影院的乡村和偏远地区，并不常有的户外公开放映，成为多少人的生活寄托。
《一秒钟》的故事，就从70年代西北某地，没赶上放映的张九生为了看一场电影从农场溜出开始讲起。途中他遇到流浪儿“小吉林”，两人因为电影而展开一场不解之缘。
一部关于动荡年代的电影，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
甚至于，主演张译的个人经历，都在为这部《一秒钟》增添更多的情怀。
30年前，全民争相观看《红高粱》的大潮中，10岁的张译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是他人生看的第一部电影，由此，他被那个光影的神奇世界，彻底吸引了。
30年后，他与自己的精神启蒙者张艺谋合作，而这个故事，恰恰就是关于曾让他着迷的，那些光影的魅力。
对于张译，这就是漫长人生中，那些美梦成真的梦幻瞬间。
为此，他不惜剃了光头，蓄须减重。在大漠的酷暑中，活脱脱变成一个“被烧焦的外星人”。
无论张译，还是张艺谋，都是那句，“大漠相逢，情真意切”。
回归本心，回归现实主义，这背后是张艺谋面对时间做出的决定：只争朝夕，向前走。
尽管外界在这几十年间，不断地给予他各种大大的标签。这种贴标签的热情过于旺盛，以致于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张艺谋已经不止一次地强调：
我在太多方面远非天才，更非圣人。我只是一个，时常叹息自己才华不够、却也坚持向前走着的普通人。
这坚持向前，一如海报中，电影胶片的波浪之上，张九生与“小吉林”信步前行的剪影。
1987年，《红高粱》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张艺谋脱下自己已经破掉的鞋子，埋进了高密镇北堡的黄土之中。
或许，这一次，西北的黄沙，会让他再次想起，当年那个决绝的自己。
5
1985年，拍摄《黄土地》的间歇。
导演陈凯歌与摄影张艺谋坐在黄土坡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小憩。
不知被什么勾起了情绪，比张艺谋小两岁的陈凯歌忽然说着，“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30多年后，那个“心比天高”的张艺谋，选择做回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