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的第7个十周年。
我们不禁想回放一下，作为意识形态最高级的表达，电影在这70年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单据电视剧方的统计，今年就有34部献礼剧在北京电视节目春交会上展映，有讲述新中国的革命历程，也有讲述青年一代砥砺前行的，更有讲述时代变迁的个体成长……、
而今年计划公映的电影项目中，更有《解放了》《中国机长》《攀登者》等多部献礼片。其中，《中国机长》的几位主演也创造性地登上了2019年的央视春晚舞台，借春晚的影响力亮了一次相，这也是春晚第一次公开宣传电影。
《中国机长》剧组亮相春晚
在中国电影的舞台上，主旋律式的献礼片一直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主旋律电影曾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如：“三性统一”——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百花齐放”，“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弘扬时代精神”等。
而献礼片作为主旋律电影最集中的产地，它是迄今为止唯一由中国人创造的一种电影拍摄手法。它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以歌颂执政党为目标，走又红又专路线的“主题性明确”的影片。
作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产物。一定意义上，它的成长和发展，代表了整个中国政治、社会风貌的变化和发展。
根据国家新闻触感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在达到了历史性的606亿元里，其中票房冠军《红海行动》就收获了36.48亿元人民币的高票房，占据2018年全年票房总额的33%。
《红海行动》
无独有偶，另一部现象级的《战狼2》，则在2017年的全年票房上占比56%。
这不得不让人们开始认真审视这个带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的、激扬着爱国情怀的一系列影片。
但是在一段时期之内，至少在2010年之前，“主旋律”、“献礼片”并不受人“待见”。2004年备受关注的《张思德》，就仅仅取得了2900万的全国票房。
《张思德》
那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对这类“说教式”的献礼片有着严重的刻板印象。
多数主旋律电影习惯性的主题局限、先验的主题表达，以及向党政部门“献礼”的功能性设计，都让这类影片带有明显的说教式意味以及概念式先行特点，艺术创作的空间也大打折扣。
2010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建国大业》为代表，《建党伟业》、《湄公河行动》紧随其后，集中发力，重新为主旋律电影开辟了一个市场。
“献礼片”、“主旋律”这两个词是什么从当初的唯恐避之不及到如今的全民狂欢？
回顾主旋律献礼片的历史，我们大概可以追溯到1959年。
当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电影工作者们奉上了一大批献礼之作，代表作品有《林家铺子》、《五朵金花》《林则徐》等，被电影史学家称为“难忘的一年”。
《五朵金花》
1979年，《小花》中把人性的思考与战争结合到一起的理念引起了大众强烈的兴趣。
接着，1982年上映的《牧马人》又再一次把人性与家国结合到一起，然后迎来了后来革命历史片的创作。
1989年，《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巍巍昆仑》等一系列影片的上映一定程度上将献礼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91年，《大决战》三部曲的上映，更是将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地位拔高到一定地位。
再然后，便是《横空出世》、《国歌》、《我的1919》等献礼片，主人公由历史人物开始转向普通大众，画面也由当初的辉煌壮大逐渐开始宽泛到人性、细节等领域。
2000年，以张建亚为首的一众导演开始尝试将商业类型电影机制引入献礼片，《紧急迫降》、《冲天飞豹》、《黄河绝恋》等影片开始大规模进入市场。
2009年，《建国大业》、《天安门》等40余部国庆60周年献礼片在全国展映，其中《建国大业》更是在与好莱坞电影《2012》同档期竞争时，取得了4.6亿元的高票房成绩，名列2009年票房榜第三名。
回顾这些经典的电影，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延续至今的唯一不变的一条脉络，那就是塑造英模人物，塑造伟大榜样。
亦或者是追溯建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纪念那些难忘的时刻，以此来达到一种弘扬正能量的效果，稳定人心，弘扬国威。
从1990年中期到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整体票房已经下滑到不足10亿人民币，其中一半以上还是来自分账发行的进口美国电影。主旋律电影的传播遭遇了市场危机的严峻挑战，大量的主旋律电影只能通过电影频道与观众见面。
《黄河绝恋》
它们缺少的不是精良制作的态度，而是一种与观众沟通的热情。
正是在这种市场的压力之下，“主旋律电影商业化”“主旋律电影艺术化”成为许多创作者努力的方向。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最早是在1990年11月下旬的“中国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上被提出过，主要表达了当时一群年轻导演群体试图改变电影创作现状和发现中国电影生机的一种强烈愿望。
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2010年之后，电影创作者们在面对主旋律电影时从当初的无从下手到现在的百花齐放，其中视觉效果的奇观、情感化的表达、平民视角的变化、以及情感的多层次表达都曾达到了最高潮的爆发。
同时，在主旋律电影的投资主体、导演和演员的选择上，电影审查有关部门也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宽容度。
但事实是，《建国大业》等影片在观众的感同身受层面上仍然缺乏共鸣。一些献礼片开始采用大明星、大制作、大营销等商业策略，但这种创作方式也很快被观众熟悉，新鲜感也逐渐降低。
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商业手段的运用与这些电影作品题材和主题上的严肃性、人物角色的定调产生一定的冲突。
如何平衡主题的严肃性以及商业手段的娱乐化，如何与观众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成为当下电影创作者最直接的诉求。
从这些年“新主流电影”的身上，我们确实发现了我们的进步与局限。
不管是在《中国合伙人》，还是在《战狼2》中，故事一般都要建构出一个蛮横的“假想敌”，比如美国，最终主角战而胜之。事件经过主角的净化从逆境开始走向顺境，最终的结果就是勇者胜、强者胜，中国胜。
《中国合伙人》
其次，影片在人物塑造上开始着力在普通人的刻画上面，不论是《战狼2》里的冷锋，还是《湄公河行动》中的方兴武，亦或者是《无问西东》里面的沈光耀等。
他们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弱点，正在遭遇命运的不公和主体的排斥，但最终他们都会选择一种对国家、对社会、对道义的担当。
这种人性的弱点，加之最后的人性担当，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立体性与立体性，从而拉近了沟通与共鸣。
再来，从《智取威虎山》开始，主旋律电影更是走向了一种视觉奇观的顶峰，不论是在时空设置的“追忆”层面上，还是在封闭式的场面设计上，把历史的惨剧转化为一种通关式的智斗游戏，这样的故事走向已然跳离出传统的主旋律走向。
我们不禁慢慢发现，“主旋律电影”已经悄然成为我们电影消费的主力军，已经被国人所接受。
但面向国外呢？我们又会发现我们电影骨子里的刻板。
我们疯狂地创造假想敌，疯狂地填补一些表面想象力，在传统的儒家和“自由、平等、博爱”面前，我们又迷茫了。
文化价值观的不对等，让我们关起门来自嗨的勇气，在打开门的一瞬间就被破功。
未来面向世界的重任，还需要电影工作者构建起电影文化的“通用体系”，用电影语言和艺术诉求真诚对话，打开国门走出去或许只需要一个光影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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