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电视剧《青春斗》收官。
从开播发布会起始，围绕《青春斗》台前幕后的热议话题不断。演员选择的问题、90后青春的呈现方式、何为奋斗等等争议甚嚣尘上。
随着时间的发酵，处于争议暴风中心的主角从自带流量的话题人物郑爽转向了导演赵宝刚。
一时间，赵宝刚力图与现实生活接轨、探讨青春究竟该怎样过的作品，成了一部分人眼中“不怎么接地气的”悬浮剧。这位曾在12年前拍出经典80后青春热播剧《奋斗》的50后导演，如今被多个媒体扣上了“不懂年轻人”“该退休了”的标签。
赵宝刚
一部作品有争议是常事，影视创作与其他任何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一样，是遗憾与不完美的结合体。因此有争议、有探讨应当是件好事，但这其中不乏杂音。非理性的“吐槽”、贴标签式的耸动概括和言语攻击之于导演而言，并不能为其创作带来正面的影响。
01
一“片”定生死？
曾几何时，影视创作成了快消品。
一部历时好几年蓄力等待、潜心而出的作品，平均在大银幕上停留一个月；剧集的产量和更新速度更快，两三周的屏幕保鲜期是常态。在倍速观剧和“周抛剧”的速食时代，导演们身处在一“片”定生死的舆论环境中。
残酷些来讲，会被大众或媒体“围观”的导演通常是有一定知名度和创作风格的知名导演。因为有前作的光环加持和为人熟知的作品，因此新作更易被拿来比较。据观察来看，在众说纷纭的评价中，“唱衰论”日渐成了一股最吸睛的暗流。
以赵宝刚导演为例，从70后的青春记忆《一场风花雪月的事》、80后的青春故事《奋斗》到如今90后的青春群像《青春斗》等，“青春剧”是他创作众多题材创作中延续下来的一条支脉，他始终在关注着不同代际青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没有哪一代的青年人愿意被标签化和刻板定义，赵宝刚的作品自然也没有要对其做出标签性的概括。作为一个从80年代一路走来的创作者，他的目光、视角和观察是带有其创作习惯和“时代距离的”。这种“有距离”的表达和创作是值得和理应被探讨的。
赵宝刚曾在某采访中坦言，他写这些角色的方法是一定会被争议的。不完美的人和不完美的青春一起被刺痛，这是他的观察和解读，是他创作的肌理。
而当舆论把“赵宝刚老了”“该退休了”“青春剧教父不懂年轻人”等用词一窝蜂顷刻而出时，反而淹没了一个包容的市场应该有的多元声音，剥夺了给予一位资深导演表达观点和主张的话语环境，也喧宾夺主地将针对一部作品优缺作为探讨重心的理性舆论氛围，反而将之拖向了非理性的漩涡。
被如此“非理性”的舆论环境所包围的，当然不止赵宝刚导演一人。
02
创作不能随舆论镣铐起舞
也许是时代滤镜的关系，也许是评价标准在发生变化，抑或是创作水平发挥不稳定，平均来看，职业生涯长久的导演们，其早年的创作风评总会优于当前的作品。
“XXX已死”“XXXX跌下神坛”等等，但凡如今依旧活跃在电影界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大概都经受过或正在经历此种遭遇。
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姜文等导演，每每新作一出，必定是被各种声音所包围。例如姜文因《一步之遥》口碑的急转直下，也曾深陷“自恋”“傲慢”等负面舆论漩涡；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被批“缺少文化”“太山寨”，甚至有舆论为其本人的创作生涯冠上“票房高调，恶评如潮”的帽子。
《一步之遥》
陈凯歌也没有幸免。《无极》在2005年上映时曾被描述为“烂片鼻祖”，连带陈凯歌在观众那里树立起的威信跌入谷底。直至多年之后，一拨拨影迷自发地在网上为陈凯歌与《无极》翻案。
如果说非理性的负面评价对成熟导演的打击颇重，那相对应的过誉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是沉重的“捧杀”。毕赣处女作《路边野餐》的零差评和高赞誉，把他放置在了一个青年导演难以达到的“高位”。
毕赣凭借《路边野餐》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银豹奖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推出时，大众的高预期与作品品相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对影片的客观评价淹没在大众反噬的口水声中。而鉴于《地球最后的夜晚》本身未能得到应有的客观评价，作为新导演毕赣本人的导演之路也变得越发模糊和不确定了起来。
一方面舆论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一部作品问世后，便有它自身独立的命运。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喧嚣的舆论是大众自由表达和抒发的权利。
而另一方面，过于耸动和激进的舆论标签，对导演以及影视创作本身是有害的。冯小刚曾直言，“中国电影导演背负着两座大山，一座是审查大山，另外一座就是舆论大山。”有时，舆论比审查还要严苛。宁浩也曾分享过，“在声音纷乱的时代，创作者多少会迷茫，被评论的声音绑架。”
对于导演群体而言，随镣铐起舞创作大概是能想到的最“丧”的一件事。光影世界之所以夺目斑斓，是因为创作者们基于自我的创作表达，无论是类型片还是艺术片，“在创作中回归艺术标准是导演的立身之本”。
《青春斗》
03
导演与时代的关系，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因一部作品的质量争议，而对一个创作生命线长达几十年的导演进行盖棺定论式的批评，不得不说是当下舆论批评的一种“特色”。
这种“特色”有其典型的时代性。在眼球经济和快节奏的时代，观众对自身好恶的展现越发直白与直接。他们早已告别影院和电视给什么便看什么的“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注意力和耐心变得越来越短，大量的视频信息充斥生活的每一秒，多到眼花缭乱。
赵宝刚
或许这个时代的不少大众寻求的是在短时间内便能达成的共鸣，但这样的时代需求却不是每个导演都能实现的。导演创作与时代的关系要复杂的多，同步、提前、滞后、旁观、背离等等姿态都是身为创作者可以选择的态度，而给与这些态度以宽容、理性的舆论环境则是一种最大的善意。
再者而言，追逐大众口味的创作是很难进行下去和有好结果的。曾执导过《潜伏》的编剧兼导演姜伟将创作被大众喜爱视为一种幸运，“如果一个编剧，他的喜好符合大众，那么他是幸运的。”或许这句话所印证的正是，不同人之间的审美差异可能比贫富差异还要大。
正如观众有千千万，导演必定也有千万种创作思路和倾向，无论是类型片还是艺术片。与其追逐大众，不如影响分众，寻找到自己的族群。这或许也是导演们在被评论声音搞到头晕脑胀时，需要从内心深处坚定的声音。
-END-
